姹紫嫣红梅兰芳

陈凯歌回到了剧本中心。在《梅兰芳》这部电影里，他没有玩弄虚无的哲学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梅派京剧是如何形成，梅兰芳又如何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上。

 

“梅兰芳最吸引我的并不是他的故事，而是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内心世界，通过对他的了解，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”

 

陈凯歌给《梅兰芳》的电影定的基调是“写人不写事”，不会太多着墨于时代的变迁，只专注人物精神。“梅兰芳先生是抗战时期起来的，虽然他1894年出生，1964年去世，一生可以看到社会跌宕起伏的巨大变化，但我们在电影里面不太可能有这样的篇幅，把所有的心态和细节表演出来。”

电影还没拍完，就有很多人对《梅兰芳》产生了怀疑。《霸王别姬》编剧芦苇在接受采访说:“听到陈凯歌要拍梅兰芳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为这个题材捏把汗。梅兰芳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标志性人物，其所涵盖内容分量之重，足以压垮许多试图染指者的腰骨。”

 

为了还原梅兰芳时代的风貌，剧组投资上亿元人民币，复制了民国时期老北京的古建筑和人文景观。梅氏家族是在满清时进的北京，当时乾隆多此南巡，不但甄选江南佳丽，还把大量俊秀男童带回北京，列入乐籍，训练作御用伶官，这极大推动了“南伶北上”。

 

提到梅兰芳的京剧艺术，就不能不提梅兰芳的相貌。他自小聪明，皮肤白皙，相貌清秀，柔弱得像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。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曾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道。“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‘天生尤物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！”

在唐德刚的眼里，梅兰芳的成功，不是因他曾立过多少功德，而是因他以男人之身扮演了女人。清末名士易顺鼎也在一首诗里赞道“京师我见梅兰芳，娇嫩真如好女郎……”

 

梅兰芳的相貌有着家族基因，祖父梅巧玲就长得身躯白皙，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，以演风骚戏出名。梅兰芳的叔叔梅竹芬年少时也楚楚可人，沈雨野说他：“谓其神似薛宝钗也。”

 

“他应是看上去不像是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倒更像一位老北京文化人，有内涵，非常有礼节，毫无忸怩女相。一上舞台便浑身是戏的人。”梅葆玖说。

 

可能正是梅兰芳优雅、惊艳的容貌，给那些电影导演带去了难题，有家电影公司曾在全世界挑选梅兰芳的最佳扮演者，无功而返。《梅兰芳》剧组这次也为主角人选十分费神，陈凯歌约会了很多演员，开始呼声较高的梁朝伟，因梅葆玖要求对白必须要京腔，所以未能入选。号称新一代男旦的李玉刚，在中央电视台《星光大道》节目中，因在京剧《贵妃醉酒》中有惊艳表现而获得赞誉，陈凯歌也约见了他，但最终因无从影经验而落选……经过挑选，最后确定了香港演员黎明。看到他的京剧扮相，梅葆玖觉得很满意。“他比较我父亲的文静气质。很漂亮，让人惊艳。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黎明不但改变了饮食习惯，还开始学着用护手器加食醋来养护双手，他希望能在举手投足间，重现梅兰芳当年修长秀气的兰花指。事实上，演员人选又是一场争议，很多观众觉得黎明并不适合饰演梅兰芳，大家仍旧觉得只有已逝的演员张国荣最适合，他在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中，身上落叶般透着伶人气质，至今让人回味。

“中国没一个演员可以胜任。”

 

梅葆玖虽然赞黎明“很漂亮，让人惊艳”，但在他心目中，父亲梅兰芳的容貌、气质难以复制。《梅兰芳》总策划人吴迎也曾担心扮演者对生活中的梅兰芳认识不足。

 

雅人·俗世

 



 

前段时间，凤凰卫视采访《伶人往事》作者章诒和，请她谈谈梅兰芳的故事。当记者问道：“梅兰芳是不是一个同性恋？”时，毫无准备的章诒和赶忙说：“呃，停一下，我要一杯水”。显然，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 

讨论早已开始，认为陈凯歌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之所以成功，就是取决于它题材上的大胆，京剧、同性恋、政治动荡……其实，陈凯歌在《梅兰芳》电影中，没有使用《霸王别姬》灰色调的情感关系，而以梅兰芳和名伶孟小冬的情感主线，这规避了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猜测。

 

“过去戏班子里挑孩子，长得虎头虎脑的就培养他演花脸;长得端正，脸庞宽的，就培养他演小生；刀条儿脸，容貌清秀的，就培养他演旦角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《梅兰芳三部曲》作者徐城北说。

 

若论梨园旧习，旦角可能是最卑贱的行当。身为最下流的伶人，不但要应付权贵﹔敷衍恶势力﹔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。一个伶人，若没有“豪客”相捧，就很难成角。王公贵族，贝勒公子；地主富商；进京举人；封疆大员等富贵阶级，通常都是包妓女，捧戏子，甚至只喜欢把柔情寄于戏子。

 

豪客不但听戏，还要童伶去“侑酒”和“问安”。酒酣耳热，猥亵行为在所难免。这导致由明至清，男旦中以色事人多，以艺事人少。“相公”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，到后来就成了同性恋者的代名词。这充满说明了封建中国时期，上流社会奢靡与堕落。

 

据说梅兰芳少年时代也曾“以家贫，演戏之暇，时出为人侑酒。”当时，有一个广东籍姓冯的豪客为他“营新宅于芦草园。屋宇之宏丽，陈设之精雅，伶界中可称得未曾有。冯又延请豪贵，往来其宅中，因之梅之名誉大着。”可是，这段冯姓与梅兰芳事迹只是民国初年的传说，没有考证。

 

 

可能为了摆脱外界对梨园男旦的负面印象，梅氏家族的家教十分严格:“妇人女子全都幽娴贞静，永远声不出户。”这个规矩一直延用至现在。如今梅葆玖收徒，先要看其道德和做人。

 

不但是达官贵人以追戏子为乐，文人墨客也以捧戏子为风流。在梅兰芳门前走动的，不仅是那些军阀官僚，前朝翰林、状元、进士，还有学成归国的欧美留学生。总之，拜倒在梅兰芳红裙底下的第一流名士，多不可数，易实甫、樊樊山、齐如山、梁敢超、胡适……

 

1913年，梅兰芳在北京怀仁堂唱《小尼姑思凡》时，华北为之轰动。上自总统、内阁总理、各部总长：……都夹在人丛中挤眉弄眼。在前三排的席次内，有蔡元培，梁启超，还有状元总长的张季直。……在《小尼姑》春情荡漾时，大家禁不住眉梢眼角，秋水生波。

 

梅兰芳的舞台艺术靠的是清秀的面容，更重要的是有把文人想象与舞台表演结合起来在演的花旦戏时，力求做到乐、淫、俗，且不伤大雅。

 

在《太真外传》里，他饰演杨贵妃。华清池赐浴之后，贵妃在百花亭畔，喝得七分酒意。她把双手紧紧按住腰下，懒洋洋地躺在台阶上，她醉态酣痴的唱道：“……这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……”万缕春情喷涌而出。台下观众屏住呼吸，据说有人把剧情说明书不知不觉地搓成了纸球，男观众恨不得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，紧张的女观众浑然不知自己的钻戒被人偷走……这就是梅兰芳戏剧感染力。

 

据说，在看完这场戏后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总统提议，邀请梅兰芳访美。

 

梅兰芳出神入化的表演吸引了有较高审美追求的精英阶层，一批大文学家、大银行家组成了“梅党”，出钱，出主意，改编剧本，甚至还延伸到梅兰芳该跟谁结婚，该跟谁离婚，该跟谁离婚，都是他们来拿主意。当然，梅兰芳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，“梅党”功不可没。

 

从艺术上，有了现代派文化作为幕僚，梅剧无论内容情节，唱工、身段、灯光、布景、台词、音乐等各方面，都拥有了现代意识。《中国戏剧概论》作者苏格尔就说：“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，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中国旧剧里面去，但却没有损及中国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。”

 

经过改良的梅剧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力，1919年，日本帝国剧场重金礼聘梅兰芳到日本进行访问演出，在日本几个月内，他让六千万的日本人为之疯狂。皇后、公主们所穿服饰，在《长生殿》的杨贵妃面前，顿失光彩，日本少女更为之倾倒，提笔给他写起情书。日本归来，他已基本奠定远东头号艺人的地位。

 

外国文学翻译家任明耀教授说：“重视智囊团的作用，梅兰芳做得完全正确。”

 

总之，经过梅兰芳和他幕僚们一系列改革，梅派京剧开始从草根走向主流，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心。但可能正是梅兰芳与那些文人雅士走得太近，指使外界产生很多的猜想。认为他是否跟那些文人存在着“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”？

 

鲁迅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推崇梅剧。1924年，他写了《论照相之类》的文章来讽刺梅兰芳，1934年11月5、6两日，他又化名在《中华时报》上发表了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》。这次抨击得更为厉害：“梅兰芳不是生，是旦，不是皇家的供奉，是俗人的宠儿，士大夫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，罩上玻璃罩，做起紫檀架子来……凡有新编剧本，都只为了梅兰芳，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……”


鲁迅的文化立场代表了“五四”时期两种文化观念之间冲突和对撞，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主张改良甚至废除的“旧剧”，更有人把旧剧看成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野蛮戏剧。钱玄同也曾发问：“中国的旧戏，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，能值几个铜子？”事实上，梅兰芳也看到了旧剧的文化困境，知道旧京剧需要改良，只有改良才能突围。但绝不是连根废除。


名利·生存

 



在上个世纪的20、30年代，是梅兰芳最辉煌的时期，他拥有了别的艺人难以拥有的荣誉、财富和地位。

1914年、1915年，他每天的收入是五十元至一百元，有时可达千元，上流社会举办的各种派对、宴会，基本上都会邀请他。他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符号，瑞典皇太子格斯脱（S. A. R. Prince Gustavus Adolpho），印度诗人泰戈尔都曾登门拜访，美国华尔街大亨的银行家们还专门组了一个团，拜访梅兰芳，给出的价格四千美金，只请他演唱三十分钟。

 

虽然大红大紫，梅兰芳仍然刻意保持着低调，他深居简出，除了舞台外，很少人能看到他，曾经有位欧美画师，想画张梅兰芳的速写像，最终没能如愿，据说这是因为梅兰芳羞怯，不愿多见生人。事实上，他最喜欢呆在家里，练习技艺，习字作画，他写的柳字，画的疏影横斜的梅花，都很不俗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又保持着清教徒式的自制，不烟，不酒，起居饮食很有规律，私生活十分严肃。经过了长期的自我修养，他已俨然一副学者派头。

 

尽管梅兰芳刻意低调，但关于他的风流故事，两性佳话不断，有主动的，被动的，那种阵势跟今天的明星诽闻没什么两样，尤其他与孟小冬的恋爱故事，更是流传坊间。梅兰芳就是在种种流言下过着平凡生活，演戏、出唱片、参加堂会、交际朋友……

 

在他身后，世界和中国的政局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短短的十来年内，他亲眼见证了政局变幻、权贵更替，袁世凯、张勋、曹锟、吴佩孚、段祺瑞、冯玉祥……他们此起彼伏。可有意思的是，无论政权如何更替，掌权者们都对梅兰芳倍加爱护，甚至有人传说他与二张──张作霖、张宗昌之间有着“特殊关系”。

 

现在看来，梅兰芳之所以跟权贵保持关系，更多是一种复杂政局下的生存之道，他必须要在这些势力的保护下获得安全。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伐成功，北京改为北平，梅兰芳才首次挣脱了与中央执政者的关系，其后他才逐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不再受权贵操纵。

 

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梅兰芳萌发了出国的念头，他想把京剧这门东方艺术，传播到西方世界。为适应西方观众的嗜好；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旧剧，用中乐西谱的方式进行整理和改编。北京大学音乐系刘天华教授承担起了这一工作，他把梅兰芳的几支名歌改变成了五线谱，然后再用中英文分别印出。

 

然后，梅兰芳终于1929年末，带领二十一名同行，赶赴美国。美国那边也很重视这件事，由美国故总统威尔逊的夫人领衔，组织了一个赞助委员会。1930年2月8日，梅兰芳一行到达美国纽约。纽约新闻界对梅兰芳给予了相当关注，他们对这位“男人扮演女人”中国艺术家充满了兴趣。出演的前两天，《纽约时报》的两位剧评家厄根生（Brooks Atkinson）和麦梭士（Herbert L. Mathews）对梅兰芳在远东取得的艺术成绩倍加推崇，但他们却对此次梅兰芳的纽约之旅，表示谨慎，不敢预测前途。《纽约时报》甚至以傲慢的口吻告诉市民：“你们要看东方的戏剧，就要不怕烦躁，看躁了，朋友，你就出去吸几日新鲜空气……”

 

2月17日，梅剧在纽约正式上演，这天卖了个满座。第一幕，梅兰芳亲自出马。那是一出由《汾河湾》改编的《可疑的鞋子》（Suspected Slippers）。当中国翻译报告完剧情，现场发出了好奇的笑声。可在一阵中国丝竹之声中，梅兰芳那飘逸、灵秀、细柔、华丽的表演，把现场观众全部征服了，东方之美让他们像触电一样。直到绣幕垂下，纽约观众才回过神来，起立，疯狂鼓掌……直到梅兰芳谢场十五次，大家才安定下来。谢幕以后，很多女观众还苦苦央求梅兰芳穿着西服让她们看看。

 

第二天，纽约市掀起了“梅兰芳热”，最初梅剧团的最高票价是美金六元，可后来涨至每张十二元，黑市票还卖到了二十多块美金。这在当时的美国纽约，可谓高价。梅兰芳原计划在纽约呆两个礼拜，但看到这样的行情，只有停留五个礼拜。五个礼拜之后，梅兰芳在美国声名显赫。纽约，芝加哥，旧金山、好莱坞、洛杉矶，所到之处，无不万人空巷，没有警车开道，不能举步。几个星期之后，梅兰芳此行的商业逐渐被学术代替。美国西部两大学──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分别给梅兰芳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，在波摩那学院授予典礼中，梅兰芳发表了动人演讲。

 

在美期间，梅兰芳参加了各种美国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。尤其跟美国当时“影坛三杰”的交往最令人称道，喜剧大师卓别林、武侠明星道格拉斯·范朋克以及其夫人玛丽·壁克馥，她号称当时美国的大众情人。范朋克还盛邀梅兰芳住在了他的“飞来福别庄”，两人自此交情甚深。当范朋克到北京后访问时，梅兰芳也以礼相待，租了四合院，还配了厨师。


这次美国之旅，也让我们看了不同政治体制与文化意识上的差异。在中国，梅兰芳虽然拥有了辉煌的艺术成就，但在那些权贵们看来，他只不过是个要有人捧的戏子，有几个人真正拿他当回事？在那些当权者眼里，他只不过是个可供消遣的“玩偶”而已。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大学的管理者以荣誉博士的形式，来表达了对一位文化人以及艺术家的尊重。


1930年夏，当梅兰芳载誉归来时，抗战爆发，中国残破不堪，四处饥荒，民不聊生，富人纷纷南下，哪还有心情看戏？

 

突围·转身

 




《梅兰芳》剧组在天津拍摄了1个多月后，转场上海，梅兰芳曾在上海度过了一生中很重要的阶段。为了让电影真实，陈凯歌在上海也斥巨资建造梅宅。思南路87号是梅兰芳的故居，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洋房，共四层，他在这里度过了27年。但这次剧组上海拍摄场景中并不在这里，而选择了长乐路的“汤公馆”。

 

陈凯歌把上海梅宅搭建成一个“回”字形，以此突出一个“困”，一个是日本势力对着位名伶的围困，一个是梅兰芳的自困。为可体现老上海的风貌，梅宅用的所有元素都与上海有关。

 

1912年秋天，梅兰芳第一次应邀到上海演出，王凤卿为头牌，他为二牌。在王凤卿力荐下，他表演了人物活泼，色彩丰富的《穆柯寨》,立刻风行上海滩。上海是一个新式的国际舞台，这次演出已经体现了新和旧，东和西之间的文化差异。

 

跟北京女人很少走进戏院不同，上海的戏院挤满了花枝招展的太太、小姐，她们不是为了前来听戏，而是为了前来“看”戏。当天，梅兰芳表演的《天女散花》大获成功，全场完全被绣帘中闪出的这个古装仙女惊呆了，灿烂的灯光下，梅兰芳仅凭白皙皮肤与姣好脸蛋让很多小姐大为失色。

 

梅兰芳是在1932年从北京迁居上海。当时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北平生活暗淡，他经过权衡，萌生南下之意。全家人先是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沧洲饭店，最后住在了思南路87号。他的很多重要文化故事都是定居上海时发生的，比如1935年,他乘坐苏联特派来迎接他的“北方号”访问莫斯科的。日伪政权也不想放过他，不停派人前来游说，不成的话就用流氓骚扰，不堪其扰，梅兰芳又于1938年定居香港，1941年，香港陷落，他又被迫于1942年返回上海。自此留须辍演,杜门谢客，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年男女的抗日士气。

 

虽然梅兰芳一直拒绝把自己跟政治扯上关系，但他却一直没有完全摆脱。首先，军阀拿他作为陶冶情操的乐趣，1935年，苏联以1.4亿日元的低价把中东路卖给了伪满，为了冲淡中国人的反苏情绪，斯大林也想到了梅兰芳。接着日本人又多次想让他出面，以此证明日本是大东亚共荣的“亲善使者”。


抗日战争结束，国民党还都南京，他才剃去了胡子，登台献艺。1945年后，他开口再唱已隔八年，这时的梅兰芳已五十多岁了，观众们觉得他的嗓子已大不如前。


白先勇看梅兰芳的《牡丹亭》是在1946年。当时，他在美琪大戏院看梅兰芳和俞振飞两位大师表演《思凡》、《刺虎》、《断桥》和《游园惊梦》。虽然他才十岁，也听不懂唱词，可是《游园惊梦》中那一段《皂罗袍》的音乐，以及梅兰芳翩翩舞姿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便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多年后，每当听到这婉丽妩媚、一唱三叹的曲调，他都会“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魂飞天外”。


谁知好景不长，内战爆发，梅兰芳只好避居香港，在新中国政府多次邀请下，他回国担任的政协委员，还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，确定了艺术地位。对此有人鼓掌，有人惋惜。作为艺术家，梅兰芳第一次离政治这么近。


梅兰芳与齐如山的合作，开创了戏剧界与知识界合作的先河，但伴随政治倾向的不同，两人最终分道扬镳。齐如山曾写过一出《桃花扇》，影射共产党。


解放后，梅兰芳生活平顺，没经历太多事。在土改、肃反、审干、思想改造、三反、五反、整风、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，他基本上都安然度过，未遭受过风浪。这或许得益于他一贯的低调，跟那些活跃的文化人相比，他基本上很少谈论艺术看法和政治观点，这种克制和低调风格一种保持到他逝世。他死得早，没来得及赶上文革。1961年，67岁病逝。死前四天梅的大戏迷周恩来知道他不行了，还特从北戴河赶回北京探视病情。2007年，以他命名的剧院在北京开放，这难道又是一种历史的轮回？

(本文许多内容引自唐德刚先生文章)

 

作者手记

胡同深处，梅兰芳故居，推开朱漆大门，青砖灰瓦，清幽素净。影壁前是那樽汉白玉半身的梅兰芳塑像，几丛翠竹斜伸相依，微露秀色。院子坐北朝南，几百平米面积，几十间房屋，院落里柿树、海棠的茎叶间隐隐透出翠碧。梅宅原来是庆王府的一部分，1951年，梅兰芳买下了它，从此，这座深宅大院陪他走过了最后10年。

 

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说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位成功推销中国的“大使”，一位叫宋美龄，另一位叫梅兰芳。

 

梅兰芳是一位奇幻的艺术家，生活中的他是一位俊朗儒雅的帅男，舞台上他又是一个仪态万方的怨女。他在二胡、丝竹、水袖漂浮之间，弥漫着“比女人还具有女人味儿”的艺术形象，打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。“达官巨贾、名媛高士，无不一听其剧、睹其容为幸。”同时，他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的奇迹，抗日战争、内战、新中国……他身上饱含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变迁给他带去的所有影响和危局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以一个优伶之身侧身政治。

 

自十二岁为人侑酒起，他以一个伶人的眼睛，见证了历史更替与权贵兴亡，他参与过活的“老佛爷”七十万寿的庆贺大典，也见过死的“老佛爷”被孙殿英士兵尸奸；见过洪宪皇帝登基，也目睹了袁大太子卖龙袍；见过汪精卫刺杀摄政王，也看过汪精卫当汉奸……他是二十世纪，中国风云变幻的亲历者。

1961年8月8日，他没有任何征兆地猝然离世。这让他如同京剧一样，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的符号。陈凯歌的电影《梅兰芳》开拍，再度激发了国人的想象和复杂情感。他身上多少寄托了中国人的文化乡愁、美学复兴，以及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。